盡管一些論者突出氣候變暖
問題的“全球性”和“公共性”，但氣候資本主義將氣候治理與階級斗爭“成功”地勾連起來。在英國，盡管撒切爾政府接受生態資本主義方案，參與了國際氣候公約，但他們將關閉煤礦作為對付煤礦工人罷工的政治手段。20世紀80年代，為了削弱英國工人運動，撒切爾政府宣布關閉20個煤礦和裁減21萬名工人，由此引發了英國煤礦工人的罷工運動。盡管這與煤炭造成的環境問題和氣候問題毫無關系，但是，“保守黨決心把英國能源工業從對煤的依賴中解脫出來從而壓制扎根于礦工工會的勞動力。由于階級斗爭的原因而關閉礦山，但卻可以借口環境福利而被合法化”。這樣，英國政府以擺脫煤炭依賴為名鎮壓了煤礦工人的罷工運動，結果造成成千上萬的工人失業，采礦社區遭到嚴重破壞。這即是“1984—1985年英國煤礦工人大罷工”。這是以撒切爾主義和里根經濟學為核心內容的新自由主義的“勝利”，加劇了英國煤礦的私有化，致使化石燃料開采和消耗持續增長，加劇了氣候變暖趨勢。在美國，由于“鐵銹帶”藍領工人從事的汽車制造等行業高度依賴碳，執行《協定》會重創美國化石行業等傳統產業，因此，為了獲得這些藍領工人的支持，特朗普政府退出了《協定》。這樣，美國的退出行為在獲得工人社區支持的同時，維護了工業資本家的既得利益；同時，進一步強化了化石資本主義對工人的支配，拖延了全球氣候治理議程。凡此種種表明，氣候資本主義在社會治理方面是失效的，具有不可持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