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期待新修訂的文物保護法落地見效！”3月1日起，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以下簡稱“文物保護法”）正式施行，這讓全國政協委員、
陜西長安華科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袁京連干勁和底氣更足了。新修訂的文物保護法不僅為文物保護工作提供了更完善的法律支撐，也讓社會各界對文化遺產的守護充滿期待。
4天后，推進文化遺產系統性保護，提升文物、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利用和考古研究水平被寫入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這再次彰顯了文物保護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重要地位。
法律盾牌日益堅固，科技鎧甲持續升級，文物保護多維屏障漸成。然而，一只無形的“手”——全球氣候變暖帶來的極端暴雨、洪水、強風等自然災害正悄然改變著文物古建筑、考古遺址，甚至活態文化遺產的生存環境。
當氣候變暖成為不可忽視的變量，如何使文物保護工作更加細致入微，為文物鑄就更堅固的防護“盾牌”，已成為文物保護領域亟待破解的命題。
當極端天氣成為新常態——
風霜雨雪侵蝕觸發文物“鏈式反應”
安徽黃山呈坎村的環秀橋，數百年間跨越溪流之上，橋亭既可以遮風擋雨，又能增強橋體的整體穩固性以抵御山洪沖刷。年復一年，它見證了無數次暴雨肆虐，無畏地擺渡往來者。
去年6月，一場無情洪水沖毀了環秀橋木結構橋亭，僅剩橋面殘存水中，昔日古韻在極端天氣面前暴露出脆弱的一面。
文物受氣候影響的風險可分為突發性災害和長期環境變化兩類。其中，極端天氣氣候事件帶來的破壞是直觀而劇烈的。“近年來，氣候變暖導致極端降水事件增多，對暴露在戶外的文化遺址和古建筑，尤其是以土質為主的文化遺存構成嚴重威脅。”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閔慶文說。
2010年我國南方大范圍發生洪澇災害，
四川省35個鄉鎮的不可移動文物受到淹沒和損毀；2016年，臺風“莫蘭蒂”重創我國東部沿海地區文物，
福建、
浙江6座橋梁相繼受損、被毀；2021年，受強降水影響，
山西共有1700余處不可移動文物不同程度地出現屋頂漏雨、墻體開裂坍塌等險情……
長期環境變化的威脅同樣不容忽視。全國人大代表、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部副部長汪萬福在敦煌研究院工作已超30年，作為壁畫修復和土遺址保護領域的專家，他深知，這種影響往往更加隱蔽且持久。“溫濕度變化、風化剝蝕、地下水滲透、病蟲侵蝕等因素，都在悄然改變文化遺產的面貌，對其造成不可逆的損傷。”
素有“最早的中國”之稱的山西省臨汾市既是文化古城，也是文物大市。“平均氣溫上升會加快文物的老化速度，尤其是暴露在室外的文物，以及各類有機質文物。”臨汾市文物管理人員向記者展示氣溫監測數據：以丁村民居木質建筑為例，夏季高溫可達38℃及以上，冬季低溫則常降至-10℃左右，巨大的溫差使木材反復熱脹冷縮，內部纖維結構逐漸受損，建筑出現開裂、榫卯松動等
問題，建筑的結構穩定性受到威脅。
“值得關注的是，氣候變化不僅帶來了單一災害，更加劇了復合型風險。”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氣象局科技與氣候變化司副司長張興贏表示，極端天氣氣候事件的頻率上升、強度加大，使不同氣象災害的疊加效應愈發明顯。因此，文物保護必須從單一防御向綜合應對轉變。
西北地區氣候發出暖濕新信號——
氣候“失序”向文物傳導風險
氣候變暖讓我國西北地區呈現出明顯的“暖濕化”趨勢，氣溫升高、降水增多、湖泊擴展、植被覆蓋率提高……這些變化正深刻影響著生態環境，也對文物保護提出了新考題。
圖為莫高窟區域自動站 朱永鋒 攝影
初到敦煌莫高窟的人，往往會為洞窟內千年未褪色的壁畫驚嘆。但有人會關注到另一道“景觀”——一條橫亙在荒漠中的高大防洪堤。有人不禁疑惑，印象中，西北干旱少雨，為什么要在這片缺水的土地上筑起如此規模的防洪設施？
“以往，我們談及敦煌莫高窟，最關注的是風沙侵蝕，而如今，極端降水已成為新的風險。”
甘肅省氣象局原總工程師張強介紹，過去十年間，莫高窟前的大泉河至少發生了三次極端降水事件，最嚴重的一次，洪水直接沖斷了通往莫高窟的道路橋梁，危及文物安全。
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
青海省委主委朱春云也關注到了高原地區的文物保護問題，“目前，青藏高原的暖濕化趨勢比北半球同緯度其他地區更加顯著，極端天氣氣候事件的發生概率和強度均呈上升趨勢，雨水多、濕度大導致青海地區木質文物建筑發霉發腐、壁畫泛潮等。”
張強指出，我國西北地區西部降水增加趨勢已接近40年，這是一個相對較長的降水趨勢增加期，超過了計算基準氣候態的30年氣候期限，所以西北地區西部降水增加趨勢基本可以肯定，且降水增加趨勢以極端降水增加的貢獻為主。
數據顯示，1961年至2018年，西北地區的年均地表升溫速率達0.33℃/10年，這一速率約是全球平均增溫速率的三倍。降水方面，在小冰期末期之后約100年間，西北地區降水量持續減少，但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西北地區大致以黃河為界的西部區域，降水呈現波動增加趨勢。
出現由“暖干”向“暖濕”趨勢轉變的原因，科學界仍在研討中。張強團隊研究表明，這一變化可能受多個因素共同影響，包括西北地區降水的自然變率、大氣環流顯著調整、大氣物理過程變化、區域水循環增強以及蒸散作用的變化等。
通常情況下，溫度升高會增強陸面蒸散，從而加快水循環并增加降水。然而，張強團隊的研究發現，在西北地區，蒸散的變化幅度相對較小甚至有所減弱，加強了濕潤化趨勢。
因此，氣象與文物保護等領域應相向奔赴，加大跨領域跨學科研究與協同應對，早謀劃早行動。
活態文物保護開啟新范式——
從“修舊如舊”到“重建生命力”
在文物保護的討論中，人們往往關注的是古建筑、石窟、考古遺址等靜態文物，而對活態文化遺產的關注相對較少，如歷史名城、名鎮、名村、歷史園林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等。
閔慶文強調，活態文物同樣面臨著氣候變暖的沖擊，甚至比古建筑和遺址受到的影響更為復雜。這是因為它們不僅受氣候影響，還受到經濟發展、科技進步、
市場需求變化等因素影響。
以紅河哈尼梯田、興化垛田、崔莊古棗園等文化景觀為例，氣候變暖正在改變這些“活的文物”的生態環境。如一些原本種植水稻的梯田，因降水減少而被迫改種旱作物，若遇上降水增多的年份，有可能因暴雨沖刷導致梯田坍塌。
“干旱、暴雨、強風等極端天氣都會對哈尼梯田產生影響。”作為在哈尼梯田邊成長起來的“95后”哈尼族姑娘，全國政協委員、鈺尼文化藝術傳承中心創始人楊鈺尼介紹，梯田缺水影響水稻等作物生長，甚至可能使梯田干裂，破壞梯田結構。暴雨可能引發山洪、泥石流等地質災害，沖毀梯田的田埂、溝渠等，使梯田的蓄水、灌溉功能受損。
“為保護活態文物的系統性、完整性、原真性，迫切需要采取科學措施。”閔慶文認為，活態文物的保護不能固守于“保持原貌”，而是要在保護其核心價值的基礎上，允許一定程度的調整和適應，從而找到最適合的保護方式。
張興贏指出，氣候變化帶來的挑戰要求轉變文物保護理念，不能僅依靠靜態的保護措施，而應加強動態監測和前瞻性研究，充分利用現代科技手段，構建適應性保護體系，使活態文物在變化的環境中得以延續。
氣象科技開辟文物保護新途徑——
“主動防御”下精準施策
面對氣候變暖對文化遺產的威脅，文物保護需要更加科學、系統的防護體系。
近年來，中國氣象局高位推動強部署，與國家文物局聯合印發《關于做好文物行業氣象防災減災和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工作的通知》，面向全國氣象系統征集氣象觀測領域文物普查線索34條，并向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提供線索清單。兩部門聯合發布《文物建筑防雷技術規范》，并于去年7月啟動文物建筑雷電防護國家標準預研究項目，探索建立更完善的古建筑雷電防護體系。
精準施策之下，氣象部門正成為文物保護的貼心“醫生”，形成“監測預警—風險評估—環境調控”的全鏈條防護體系。
在山西臨汾，氣象部門在陶寺遺址、廣勝寺等12處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周邊布設自動氣象站開展監測。剛出土的文物遇熱時內部分子運動活躍，體積膨脹，易產生熱裂現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第二工作隊隊員郭佳晨指著剛修復的陶鬲解釋：“我們通過與氣象部門建立預警聯動機制，可第一時間獲取高溫、暴雨預警信息，并據此調整作業時段。”
通過風險評估，
寧夏氣象部門深入分析西夏陵遺址氣象條件，發現溫濕度變化和集中降水是導致遺址墻體坍塌、沖溝發育、表面剝落的主要因素，作出“每年10月黃金周后至11月底為最佳保護修復期”的評估結論。
站在甘肅省敦煌石窟監測中心，每一幅壁畫、每一尊塑像的健康狀況，115 個洞窟的溫度、濕度變化，以及風沙等信息盡收眼底。甘肅氣象部門與省文物局、敦煌研究院積極打造“數字敦煌”氣象服務，做好環境調控，助力科學決策。
從“搶救性修復”轉向“氣候適應性維護”，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在專家們看來，“加強監測與風險評估、加強數據共享與技術創新、加強科普宣傳”無疑是必經之路。
張強建議，建立氣象與文物的動態監測模型，分析不同氣候情景下各類文物的受損機理，預測環境變化對文物的影響，并優化防護策略。“每一種氣象要素都會對文物產生影響，通過科學建模，可以為預防性保護提供科學依據，這也是我們接下來研究的主要方向。”
朱春云認為，要積極借助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遙感監測等技術，提高風險評估精度，加強對極端天氣的預報能力，確保保護措施能夠及時響應。
袁京連進一步強調，氣象部門和文物保護部門可以探索建立“文物氣象風險指數”，并借助人工智能技術，將文物“擬人化”，使天氣預報更有趣、更有溫度。如當陜西降溫時，可以說“大雁塔覺得有點冷，想披件棉襖”；當暴雨來襲，可以提醒“敦煌莫高窟要小心雨水滲透”，進一步引導全社會更加關注氣候變化對文化遺產的影響。
“氣象部門擁有長期積累的高精度環境數據，文物保護機構則掌握大量歷史遺存的信息。”張興贏表示，“如果打破數據壁壘，將氣象數據庫與文物保護監測系統聯通，便能更精準地評估風險，形成標準化的防護體系。”
“傳統文化不能僅靠靜態保存，要在時代浪潮中蓬勃生長。”楊鈺尼認為，要通過開展培訓、講座等方式，提高當地百姓對極端天氣的認識和應對能力，傳授他們在干旱、暴雨等極端天氣下的農業生產管理技術和經驗。
文物保護不僅關乎文物本體，也關系到文化旅游的發展。閔慶文表示，“氣象部門可以結合文旅需求，提供個性化服務，如預測特殊天氣條件下的觀賞效果，為游客規劃最佳參觀時間，優化游客體驗。”
汪萬福說，敦煌研究院未來的目標是建立相對穩定的文物賦存環境，落實預防性保護措施，讓敦煌文物延年益壽。這一目標的實現，離不開氣象科技的持續賦能。“只有讓氣象科技深度融入文物保護，才能讓文化遺產在風霜雨雪中安然無恙，讓子孫后代都能共享這場跨越千年的文化盛宴。”
氣候變暖帶來的挑戰無法回避，但科學的保護手段可以讓文物在復雜環境中從容應對。面對這道考題，氣象、文物保護等部門和相關機構正攜手構建更科學智能的防護體系，讓千年文脈得以延續，讓文化遺產在時光的長河中熠熠生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