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CDM為核心，加大全球和區域環境合作。籍此，發達國家可提供資金和技術與我國開展項目級合作，通過項目所實現的“經核證的減排量” (CER)，既用于發達國家完成其《議定書》第3條下的承諾，大幅度降低其國內減排所需的高昂費用，也可使我國獲得減排所需的技術和資金。
　　
       我國CDM業務雖然從2005年才正式開展，但發展迅速。截至2008年12月23日，我國已有82個項目的0.96億噸CER獲得國際CDM執行理事會(EB)簽發，為我國企業帶來直接收益近7億美元。如我國的指定國家主管機構批準的1 596個項目均能順利獲得注冊并實施，則可為我國企業帶來直接收益超過l5億美元，間接撬動資金將超過百億美元。但現階段我國企業對CDM的運用尚顯不夠，這其中既有認識方面的原因，以為CDM就是以污染本國環境換取外匯的錯誤觀念，很多企業甚至不知道有這種機制，此外，也存在實際運用經驗不足的問題。因此，國家有關機構應加大對CDM的宣傳推廣，使之作為全球氣候變化治理的重要環境善治機制理念深入人心，并就具體運用方式進行培訓，以維護我國及相關企業的合法權益。
　　
       除參與全球合作，我國還應積極加強雙邊和多邊氣候變化合作。2005年7月，中國、美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和韓國共同發表了《亞太清潔發展與氣候新伙伴計劃意向聲明》，其實質是聯合技術研究與開發的協定，適應我國對技術轉讓的需求。同年9月，中國和歐盟發表了《氣候變化聯合宣言》，確定中歐將在低碳技術的開發、應用和轉讓方面加強務實合作，以提高能源效率，促進低碳經濟。雖然這些措施取得的實效迄今尚不明顯，其性質也多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但作為氣候和能源合作領域的一個趨勢，我國應更加積極參與此類合作與行動，并爭取發揮主導作用。
　　
       針對不同利益集團，研究制定差別性的氣候合作戰略。一是同歐盟加強可再生能源技術支持談判，要求在CDM項目上規定具體的技術支持比例。二是加強同傘形國家集團(歐盟以外其他發達國家)的雙邊和多邊合作，強調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實施的政策措施及其效果，尋求共同利益目標。三是強化與發展中國家的同盟關系，加強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建設，維護發展中國家整體利益②。
　　
        堅持“共同但有區別” 的責任原則。“共同但有區別” 的責任原則作為國際環境法的基本原則，據易碳家了解到，早在1992年里約環境與發展大會上已正式確立，并經《氣候公約》、《議定書》認可，在哥本哈根大會上再次被確認。因此，我國完全有理由要求發達國家在控制本國排放，以及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方面盡到其應盡責任。這不是發達國家的施舍，而是其應盡的國際義務。同時，要堅持以《氣候公約》和《議定書》為談判的基本法律依據，即堅持雙軌制，力促發達國家承擔起歷史責任 。
　　
       依法主張國家環境主權。它有兩方面內涵：一是國家享有自主處理本國境內環境問題的最高權力；二是各國有義務采取措施，不致本國的行為和措施對國際環境造成不利影響。由于發達國家在溫室氣體排放上的絕對數量，勢必造成“發達國家排放，發展中國家買單” 情狀。因此，發達國家有義務尊重發展中國家環境主權，不使本國行為成為發展中國家環境和氣候惡化的禍源。
　　
       以專項立法規制氣候變化工作。建議立法機關盡快出臺《氣候變化應對法》，應此指導和推動氣候變化工作。據易碳家了解到，根據《方案》，我國即將出臺《能源法》，修訂《煤炭法》、《電力法》、《節約能源法》等。在此基礎上，還要制定相關行政法規及地方性法規和規章等，形成從中央到地方數條線，各地形成數個面，以《氣候變化應對法》為主軸，相關法律、法規和規章為支撐和補充的氣候應對法制體系。同時，整合相關資源和平臺，強化應對氣候變化的協調和監督力量。
　　
       利用稅收及有關優惠政策的調節機制推進減排。可考慮開征類似英國的氣候稅，以區別稅負方式推動減排和綠色環保，并可按照不同能源種類及污染程度向企業開征稅率不同的氣候稅；對于可重復利用的能源和有效的能源供給不予征收，已征收的相應給予抵免，并確保氣候稅專款用于環境和氣候變化改善。
　　
       加強引導資金流向清潔能源發展領域。除內資外，我國可利用全球最大外資流人國的優勢，積極引導外資助推我國新能源的研發和推廣。可適時修訂《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進一步鼓勵外商投資節約、高效、清潔能源、資源產業和企業技術改造項目，鼓勵外資發展循環經濟和可再生能源，限制或禁止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外資項目準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