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提出，當前的碳金融已超越圍繞碳市場的概念，而是達到了綠色金融的概念，王遙分析，因為這個目標可以實現應對氣候變化、環境保護和資源節約高效利用的協同效應。

 

碳金融與綠色金融的交融，30碳達峰、60碳中和的承諾，在打開市場空間的同時，也在倒逼瓶頸突圍與創新。

 

而在周小川看來，要做好綠色金融、碳市場，迫切需要進一步使總量目標清晰化，并建立一套有關碳金融和綠色金融中的參數、指標體系及計量、測算的框架，這樣才能切實做好各項任務規劃和投資引導。

 

資本逐利。周小川認為，巨量投資不可能憑空而來，也不會憑號召就能實現，每項投資都需要導向，需要算賬，而算賬就必須有依據，需要碳市場給出信號，涉及大量與碳價格、研發風險投資有關的基礎數據和投資計量。如果既無總量信息也無碳價格信息，是很難讓人真正下決心投資。

 

近期，人民銀行副行長劉桂平透露，央行已經啟動建立全國性的碳核算體系。

 

亦有資深監管人士向《財經》記者表示，當前一個首要任務就是理順價格。全體社會必須清楚地認識到，要實現高質量的發展，就一定需要付出高成本。任何產品都是一分錢一分貨，想要好的空氣質量、好的水，那相應的排放肯定是少的，就得使用光伏發電、水電、核電等，成本必然不低。

 

而當前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在于，對價格進行補貼，導致價格倒掛，上述監管人士表示，“一定要依賴市場機制，讓價格真正體現它的環境成本。這其中，政府需要在某些關鍵環節里，把不利于市場發揮作用的制度性障礙消除掉，這樣才能實現真正、全面的綠色轉型。”

 

此外，授信政策變化背后，商業銀行信貸結構面臨調整，這將給金融體系帶來不小挑戰。接受《財經》記者采訪的多名監管、銀行業人士直言，全面的綠色轉型意味著金融機構不僅要支持實體經濟完成綠色轉型，也必須實現自身的全面綠色轉型。當前，最大的挑戰還是在于金融機構自身能力。

 

有股份制銀行高管向《財經》記者表示，能力的挑戰即銀行能否按照國家全面綠色轉型的要求，從制度設計、指標考核、經營方式、風險控制等方面做出相應的調整。以信貸政策為例，如何不斷根據國家要求，剔除高污染、高能耗企業，持續優化信貸結構，這是商業銀行必須思考的問題。

 

對于如何推動未來中國綠色金融發展，更多的研究人士認為，關鍵是要有更多的綠色資產，“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如果資產本身不是綠色的，很難去進行綠色融資，這也意味著實體經濟轉型迫在眉睫。

 

伴隨綠色金融發展，未來哪些機構可以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多位接受《財經》記者采訪的學者、業界人士形成了一個共識，這取決于金融市場的發展。一方面，如果把資產證券化放開一些，鼓勵機構開展綠色信貸資產證券化，這就能使銀行、評級機構、投資者、證券機構等參與進來，形成聯動效應。另一方面，伴隨碳市場后續發展起來，若覆蓋范圍持續擴大，也可以調動起各方的積極性。再者，若境外投資者的資本管制限制能再少一些，那么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等相關業務也能得到進一步發展。

 

對于如何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的緊迫任務，促進綠色金融的發展，劉鋒提出多項措施和建議：“一是應盡早建立相關立法，比如通過立法建立企業碳排放額度，包括如何測定，如何分配，誰來分配，定價機制，市場規則等，需要制定清晰的制度，不可有爭議。二是要解決投入及享受收益不匹配的問題，比如政府及市場應建立適當激勵機制，撬動民間資本。三是要重塑衡量經濟發展指標的標準，可以改革現行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運用“綠色GDP”等指標體系。”

 

除了全面的頂層設計，劉鋒認為，碳交易中的配額制也存在權力尋租空間，需要加以防范。“因為這一制度前期實行配額制，后期則實行市場化，這中間的政策套利的空間也是很大的。就如此前的煤炭配額一樣，配額制容易滋生權力尋租，要怎么確保碳排放配額制能夠有效的運作，這是對我們現行制度一些挑戰。”劉鋒對《財經》記者表示，碳排放配額如何公平分配？這是一個需要認真考量和謹慎解決的問題。

 

對此，周小川則認為，在配額總量約束下，如果讓市場供求關系來決定配額價格并實現市場分配，仍會實現有配額的一般均衡，即價格體系會有所移動，但仍是由市場體系所決定的，市場經濟基本框架仍可依舊運行。

原載2021年4月12日《財經》雜志，作者為《財經》記者，本刊記者馮奕瑩、實習生李子璇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