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政策有助于應對氣候變化，這主要通過兩個渠道來實現：一是影響能源構成（即高排放與低排放能源的比重）；二是影響能源的總用量。各項政策的成本和效益取決于如何利用兩個截然不同的渠道。

例如，碳稅會推升高排放燃料的價格，激勵能源消費者轉向使用更清潔的燃料。能源消耗總量也會減少，因為總體能源價格有所上漲。

相比之下，旨在降低清潔能源價格和增加其供應的政策（補貼清潔能源或直接公共投資）能提升低排放能源消費的比重。然而，清潔能源補貼會使總體能源價格下降，這將繼續刺激能源總需求，至少不會降低總需求。

與上述直覺一致的是，我們的最新分析表明，旨在緩解對消費者能源成本影響的政策與碳稅相結合能快速實現減排，而不會對產出和就業產生重大不利影響。各國在初期應選擇為綠色投資提供激勵——投資于清潔公共交通、將可再生能源接入智能電網，以及改造建筑物以提高能源效率。推動綠色基礎設施建設將實現兩個目標。

第一，它將在疫情后復蘇的最初幾年里提振全球GDP和就業。第二，綠色基礎設施將提高低碳部門的生產率，從而鼓勵私人部門對其進行投資，并使私人部門更容易適應更高的碳價。我們基于模型的情景分析顯示，減緩氣候變化的全面政策戰略能在經濟復蘇的頭15年中，使全球GDP平均提高0.7%左右，并在其中約一半年份中拉動就業，給全球帶來約1200萬新增就業。隨著經濟復蘇企穩，事先宣布并逐步提高碳價，是實現必要減排的有力工具。

如果得以實施，這一政策計劃將通過減排和控制氣候變化，使全球經濟走上可持續發展之路。從凈效應看，該計劃將使氣候變化導致的產出損失大約減半，并確保2050年之后的長期實際GDP增速遠高于當前走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