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悉，歐盟內部已統一口徑——碳關稅的定價必須動態反映歐洲碳市場定價，并與該市場交易當天的碳價保持一致。這會是個什么概念呢？在歐洲碳市場第一階段期間，碳價基本穩定在10歐元/噸；自2008年進入第二階段后，碳價波動較大，據歐洲碳市場數據顯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最近一年碳價震蕩劇烈，曾一度回落至16.5歐元/噸，但隨著全球碳中和潮流大勢所趨，近來又急速攀升至逾50歐元/噸。

 

2018年，中國向歐盟出口商品隱含碳排放2.7億噸，以50歐元/噸算，那就是真金白銀的135億歐元。

 

2018年，中國對全球各國出口商品隱含碳排放15.3億噸，假如未來碳關稅成為世界通行標準，我們每年繳納的碳關稅總額無疑將是一個天文數字。。。

 

戰略藐視 戰術重視

顯然，形勢嚴峻。我們何以應對？

 

1957年11月16日至19日，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在莫斯科召開，毛澤東同志親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出席。11月18日，毛主席在大會即席發言時，留下了一段擲地有聲堪稱經典的精彩論斷：

 

現在我感覺到國際形勢了一個新的轉折點。世界上現在有兩股風：東風，西風。中國有句成語：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

 

為了同敵人作斗爭，我們在一個長時間內形成了一個概念，就是說，在戰略上我們要藐視一切敵人，在戰術上我們要重視一切敵人。也就是說在整體上我們一定要藐視它，在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上我們一定要重視它，如果不是在整體上藐視敵人，我們就要犯機會主義的錯誤。馬克思、思格斯只有兩個人，那時他們就說全世界資本主義要被打倒。但是在具體問題上，在一個一個敵人的問題上，如果我們不重視它，我們就要犯冒險主義的錯誤。

毛主席講得好——戰略上蔑視之，戰術上重視之。

歷史證明，在黨中央國務院英明領導之下，中國人民在困難面前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偉大勝利，面對山雨欲來的歐美碳關稅，我們也一定會取得最終勝利。

但是，在具體戰術上，我們一定要重視它，否則，我們就會犯冒險主義的錯誤。

當前值得關注的三個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對外經貿工具箱中業已積累了豐富多彩的常規武器，如今，面對零碳新時代，面對歐美針對我國碳排放核算的精準制導，我們需要一套抓住牛鼻子的新裝備——國際社會廣泛認可的碳排放核算基礎數據庫，而要達成這個不小的目標，我國現有的碳排放核算體系就亟待完善升級。

竊以為，當前有三個問題值得高層迫切關注：

第一個問題——我國碳核算數據庫的權威性問題。

二十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陣營就率先開展了對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濃度和各國碳排放清單的研究工作。包括國際能源署、歐盟委員會聯合研究中心、美國能源信息署、美國橡樹嶺國家實驗室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世界銀行、世界資源研究所和英國石油等在內的七家發達國家研究機構業已形成覆蓋世界絕大部分國家的各類碳排放核算數據，并被各類研究機構廣泛采納及應用，基本上已經成為國際社會公認的權威數據庫。七家機構每年發布的全球各國碳排放數據已經成為全球氣候變化談判與博弈的重要參考。值得注意的是，日、美還分別于2009年、2014年成功發射了全球碳排放監測衛星，無疑又大大增加了西方發達國家在國際談判桌上的話語權。

這是一個歷史事實。

無疑，1949年10月1日方才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碳核算領域的后來者。依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提出的“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我國作為非附件Ⅰ締約國，可按照自愿原則選擇可參考的清單指南進行核算，且不需要每年提交碳排放核算清單。作為負責任大國，我國不斷自我完善碳排放核算體系，于2004年、2012年、2019年分別向聯合國提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氣候變化初始國家信息通報》、《中華人民共和國氣候變化第二次國家信息通報》、《中華人民共和國氣候變化第三次國家信息通報》，而且還于2017年、2019年完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氣候變化第一次兩年更新報告》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氣候變化第二次兩年更新報告》。

遺憾的是，由于缺乏歷史連續性，我國官方碳排放核算清單難以就我國碳排放趨勢拐點做出準確判斷，也無法準確測算我國歷史累計碳排放量、人均累計碳排放量，這對在應對氣候變化國際談判中用好公平原則為我國爭取碳排放空間十分不利。

當前，我國省級層面雖在“十二五”時期陸續建立了符合各自省情的碳排放核算方法體系，但除了曾服務于“十三五”規劃的碳強度目標設定外，各地普遍沒有規范化的定期運行與完善制度，也沒有建立檢驗是否與國家官方數據保持一致的機制，無法有效驗證和支持國家層面的核算結果。

雪上加霜的是，作為我國科技領域最高學術機構——中國科學院——其中國碳排放核算報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氣候變化國家信息通報》之間竟然存在12%-19%的統計結果差異，顯著超出國際通常的±5%誤差范圍，由此引起的巨大爭議亦反映出我國國家碳排放核算結果的權威性亟待提升。

第二個問題——歐美對我國碳排放總量的高估問題。

這個問題與前述第一個問題息息相關，因為我國官方碳核算數據庫不夠權威，且當前我國國家碳排放核算方法體系沒有用于年度核算，這導致歐美七大機構使用簡化方法連續核算的我國碳排放年度結果反而成為國際社會廣泛引用的權威數據，無形中又削弱了我國的話語權。

縱觀歐美七大機構針對我國碳排放的歷史核算結果，我們不難發現，這些所謂權威機構對我國碳排放量普遍存在著高估——如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氣候變化國家信息通報》相比，22年次中就有19年次高估，最高差值達7%；如果與中國科學院數據對比，普遍高估10%-20%。

在不久的將來，面對歐美蓄勢待發的碳關稅，如果屆時我們沒有一套拿得出手、鎮得住場的權威基礎數據庫，在談判桌上無異于任人宰割。

第三個問題——我國碳排放核算的國際接軌問題。

基于實事求是的態度，我們必須承認，在碳排放核算領域，我們是后來者、跟跑者。所以，我們唯有盡快國際接軌方能贏得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千辛萬苦加入WTO的歷程想必足以證明這個道理。

當前，碳排放核算的主要方法分為兩大陣營，一種是基于測量的測量法，一種是基于計算的核算法。測量法有現場實測法和非現場實測法，核算法則有排放因子法和質量平衡法。

在數字化時代，歐美越來越傾向于現場實測法。

現場實測法，就是在煙氣排放連續監測系統中搭載碳排放監測模塊，通過連續監測濃度和流速直接測量碳排放量；非現場實測法，則是通過采集樣品送到有關監測部門，利用專門的檢測設備和技術進行定量分析。二者相比，由于非現場實測時采樣氣體會發生吸附反映、解離等問題，現場實測法的準確性要明顯高于非現場實測法。

美國推廣及踐行現場實測法的力度最大，2009年，美國環保署在《溫室氣體排放報告強制條例》中就明文規定：所有年排放超過2.5萬噸二氧化碳當量的排放源自2011年起必須全部安裝煙氣連續在線監測系統并在線上報美國環保署。

歐盟委員會自2005年啟動歐盟碳排放交易系統并正式開展碳排放量監測，監測范圍覆蓋歐盟成員國和冰島、挪威、列支敦士登總計超過一萬家能源企業，涉及歐盟碳排放總量的50%。初期采用的監測方法包括核算法和測量法，目前22個歐洲國家中大約有140臺機組采用現場實測法，歐盟委員會業已加速推進基于煙氣連續在線監測系統的現場實測法。

反觀我國碳核算方法，目前還基本停留在基于計算的核算法。此前國家發改委陸續發布了24個行業企業溫室氣體排放核算與報告指南，其中，采用的量化方法就只包含排放因子法和質量平衡法。放眼全中國，排放因子法是目前應用最為普遍的一種碳核算方法：

溫室氣體排放 = 活動數據（AD）× 排放因子（EF）

其中，AD是導致溫室氣體排放的生產或消費活動的活動量，如每種化石燃料的消耗量、石灰石原料的消耗量、凈購入的電量、凈購入的蒸汽量等；EF是與活動水平數據對應的系數，包括單位熱值含碳量或元素碳含量、氧化率等，表征單位生產或消費活動量的溫室氣體排放系數。EF既可以直接采用國際七大機構提供的已知數據即缺省值，也可以基于代表性的測量數據來推算。我國已經基于實際情況設置了國家參數，例如《工業其他行業企業溫室氣體排放核算方法與報告指南（試行）》的附錄二提供了常見化石燃料特性參數缺省值數據。該方法適用于國家、省份、城市等較為宏觀的核算層面，可以粗略的對特定區域的整體情況進行宏觀把控。但在實際工作中，由于地區能源品質差異、機組燃燒效率不同等原因，各類能源消費統計及碳排放因子測度容易出現較大偏差，成為碳排放核算結果誤差的主要來源。

值得一提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氣候變化第三次國家信息通報》中2005年煤炭平均排放因子約0.548噸碳/噸煤，中國科學院數據則為0.489噸碳/噸煤，二者相差10%以上。盡管二者都是基于對我國各地煤炭煤質廣泛調查基礎上的統計結果，但由于樣本選取、權重設置、動態特性分析等方面的差異，使得最終平均排放因子結果存在較大差異。

結 語：

2020年9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鄭重宣布：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這一重要宣示為我國應對氣候變化、綠色低碳發展提供了方向指引，擘畫了宏偉藍圖。

蓄謀已久、蠢蠢欲動的歐美碳關稅，對于正切實踐行雙碳藍圖的我國而言，既是挑戰更是機遇。事實上，中國政府早已運籌帷幄、未雨綢繆。

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指出——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之一：生態文明建設實現新進步。國土空間開發保護格局得到優化，生產生活方式綠色轉型成效顯著，能源資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

3月26日，國家生態環境部發布《企業溫室氣體排放報告核查指南（試行）》，令人欣喜的是，其中采用的量化方法就開始涉及現場實測法，這說明有關部門已經意識到僅僅依靠排放因子法是不夠的，所以，我們在根據排放因子法進行計算和核查的同時，將逐漸加強碳排放實測能力，減少誤差的產生，從而更加準確地掌握企業、地區乃至全國的碳排放數據。

當然，我國基于煙氣連續在線監測系統的現場實測法推廣應用還處于初級發展階段，包括標準制定、設備認證、數據監管等工作亟待展開。中國實業界和投資界應該加快布局自主可控的國產溫室氣體監測設備，這不僅是市場份額問題，更是國家數據安全問題。

另外，在碳衛星領域我國業已布局。2016年12月22日，中國第一顆全球二氧化碳監測科學實驗衛星在酒泉衛星發射基地成功發射升空并在軌運行，其搭載的高光譜分辨率大氣二氧化碳探測儀可以對大氣中二氧化碳的含量進行精準探測。另據新華社報道，我國自主研發的全球首顆搭載主動激光雷達二氧化碳探測的大氣環境監測衛星，將于今年7月出廠待發射，實現對中國乃至全球大氣二氧化碳的全天時高精度監測。碳衛星的布局十分重要，一方面可以彌補排放因子法先天不足，對數據進行驗證、及時發現問題，另一方面還可以對全球各國碳排放有一個整體把握，在國際應對氣候變化談判桌上爭取更多的話語權。

展望未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已成全球共識。我國政府宣示的30·60雙碳承諾意味著中國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征程進入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這也使得碳排放權的資產價值以及戰略價值得到空前凸顯，由此而來，我國碳排放核算體系完善升級的步伐亦必將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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