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世界知名、重要的國家中，中國政府的公司味道最濃，除了履行國家安全、社會治安等一般的國家職能外，還必須成為一個以政權為后盾可以呼風喚雨只賺不賠的超經濟的、無對手的大公司。

五年一期的國民經濟計劃系統定調了該時期的經濟發展方向，公有制為主體的所有制結構定調了經濟的基本性質，國有經濟為主導明確了政府的經濟理念，畸形的財政收支彰顯了政府的經濟利益主體身份，全面介入微觀經濟鐵定了政府的企業身份，權力操控盡顯了政府企業的霸道地位。在所有的發達國家和重要國家范圍內，沒有哪個國家像我國一樣，辦得特別像是一個大公司。

政府公司化是歷史的產物，是不以現行政府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是30多年改革開放的實際步伐在今天的落腳。歷史總是在迂回中前進的，30多年的改革開放，有成功的一面，也有不成功的一面。政府公司化就是最典型的不成功。計劃經濟時期的政府是一個全國統一的大辛迪加，今天的各級政府則是在分灶吃飯的基礎上各自為政獨立公司化。

引起政府公司化的直接原因，是政府財政負擔日益沉重。對一個政府而言，沒有什么比保證養活公職人員維持國家機器運轉的財政創收更重要的了。然而我國各級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要應對的這筆開支實在是太沉重了。我們僅僅從養活體制內公職人員的開支看，就可以看得出這個“沉重”到什么地步了。

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參事任玉玲在全國政協第十屆三次會議上發言說：“我國的官民比已達到1：26，比西漢時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倍醒朦h校研究室副主任、經濟學家周天勇教授的結論則認為：“中國實際由國家財政供養的公務員和準公務員性質的人數超過7000萬?！边@意味著中國的官民比高達1：18，19個人中間就有一個是直接間接吃體制飯的。這也同時意味著在我們這個世界上，中國政府以22%的人口，養活全球一半的（50%）直接間接吃財政飯的人員！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官民比是1：67，10多年前是1：40。而今天則是1：26（不說1：18了）。這說明與改革開放同步的，是靠財政供養的隊伍日益龐大，人員比例遠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若干倍，財政負擔日益沉重。找錢吃飯，成了政府特別是中本部欠發達地區政府最頭疼的頭等大事。超沉重的財政負擔，不是現行政府的“功勞”，但卻是現行政府的責任，再不堪負重也要杠起來，再怎么咬牙也得杠。就是拖債也要犧牲誠信硬性拖欠也必須死杠著。

中國哲學是世界上最典型的存在性哲學，即一切都是為存在作解釋的哲學。所謂以情入理。我看很多方面對中國政府經濟制度和行為合理性的解釋，都是為了政府不得不掙錢養活吃體制飯的群體這一條服務的。這主義那主義、這條路那條路，背后是首先得獲得養活推動政府體系運轉的財政創收。

發達的、市場經濟的國家政府財政創收的基本模式，是政府培育和規范市場，讓市場在自由、公平的競爭中激發人的活力來創造財富，政府從中獲取稅收形成財政收入。而在我國，市場經濟還剛剛起步，市場正在成長過程中，還沒有能力來承擔完全為政府提供相對合理的稅收的能力。在這樣的歷史時期，政府本應該精兵簡政、厲行節約、勒緊褲帶不失時機地抓緊培育市場這個創造財富的源頭活水，即便是借債維持機構運轉，也一定不要耽誤市場的培育。然而在我們這個炎黃子孫的部落里，從來沒有管人的人比被管的人窮的道理，只顧眼前不顧長遠已經形成了歷史的習性，前人拉屎后人擦屁股已經近乎形成了規律。

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全民向錢看成了勢不可擋的歷史潮流。官員想發財的欲望一旦被激發，整個世界都熱血沸騰了，天下就有好看的了。舉國上下各單位各部門，各行各業，連軍隊都在做生意了。后來發現勢頭不對，軍隊辦企業停止了，可政府辦企業卻停不下來，而且不能停下來。因為在市場不能提供給養的時期，政府要得到維持運轉的費用，而且一些有條件致富的官員要發財，于是：各級政府都在公司化；吃體制飯是金飯碗，大量的人員進入了吃財政飯的系列；大量的權力沒有有效監督的公權私化；舉國上下任何一個政商鏈接點都在尋租；一度放開了的具有壟斷可能的資源盡可能地重歸壟斷，沒有壟斷性的資源則可以設計出完美的壟斷；全民向錢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發不可收拾。曾經輝煌無比的房地產業畸形膨脹，以消耗資源毀損環境的自殘型泡沫經濟高增長，國有企業（各類）的高度壟斷，嚴重的政府公司化，官商勾結制造林林總總五花八門的暴利經濟體，天文數字的政府債務，以及今天許多超越了政府正常承受能力的種種難以解決的經濟矛盾與沖突，就是那個時期的產物。

由于歷史的傷痛還需要有一個化解期，目前我國政府的公司化色彩仍然相當明顯。政府經濟職能看得見的手越過了“宏觀調控”的范圍直接滲透微觀經濟生活、龐大的國有經濟體系、林林總總的政府平臺公司、帶著政府創收意圖偏好的霸王政策等等，就是政府公司化的重要顯示。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事實。然而說一千道一萬，政府公司化與走現代市場經濟道路的方向是不一致的。

政府公司化，就是權力硬性作為生產要素，而且是剛性的帶有決定性的生產要素進入市場。而權力作為生產要素，恰恰是市場經濟的大忌。權力一旦強行充當生產要素，生產就不是商品性生產了，經濟就變成了超經濟了。政府公司化不僅會壓制市場，窒息市場，扭曲市場，使市場成長不起來，而且會給公權私化進入市場提供條件，為權力尋租提供便利，為腐敗提供溫床。

新一屆中央政府提出“經濟新常態”，習總書記多次強調要“依法治國”，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意義是深刻的，長遠的。政府去公司化，一定是進一步改革迫切需要抓緊解決的、繞不開躲不過的重要課題。

從目前情況看，解決政府去公司化的問題，本人覺得應該從以下四個方面著手——三把殺手锏，加一項保護措施。

一是精兵簡政，堅決把吃財政飯的人口規模減下來，同時堅定不移地貫徹中央節省公務開支的各項措施，從經濟源頭減輕政府本來不應該背上的不必要財政負擔。改革開放本來是要推行小政府大社會、精政府強社會，然而我們是越改機構越雍腫，越改吃財政飯的人口比例越大，簡直是大笑話。要達到：不該政府管的事，一項也不要管，不能越權任性，該管的一定要嚴格管好，絲毫不得松懈；不該政府養的人，一個也不要養，而該養的人一定要合理養好，使公務員保持信心和力量。現在的情況是政府想管什么就管什么，權力無所不及，具體執行過程中對管理者有利的，管得死去活來，沒利的則無人問津。吃體制飯的人魚目混珠，雜亂無章，臃腫膨脹。在吃體制飯的大軍中，能力強的機會成本偏大收入相對少，心里不平衡；心術不正的可撈個盤滿缽盈，但風險極大整天提心吊膽；濫竽充數不干正事整天喝茶看報還處處找事，刁難天下?，F在的公務員離職潮，從某種層面提示了公務員薪酬制度的扭曲。

二是政府經濟職能必須收縮到“宏觀調控”的大本營里，不越雷池半步。宏觀調控亦稱國家干預，是政府對國民經濟的總體管理，是一個國家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的經濟職能。它是國家在經濟運行中，為了促進市場發育、規范市場運行，對社會經濟總體的調節與控制。政府的宏觀調控主要表現為：國家利用經濟政策、經濟杠桿、經濟法規、總體規劃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對市場發揮作用的沖突進行調節。一言以蔽之，宏觀調控，是市場作為資源配置基本手段基礎之上的政府干預。是干預，不是參與；是政策性質的干預，不是市場項目的滲入；是整體的調控，不是具體的控制；是制定面上的經濟政策，不是參加具體的經濟活動！沒有相對獨立完善的市場，就談不上宏觀調控。

三是不必要的國有經濟非必要板塊必須堅決實行非國有化改革。公營企業低效率，這是全世界都認可的經濟原理，是現代經濟學的ABC。要拿公營企業當成主要的財政來源，是萬萬不能的，是掩耳盜鈴。只要是市場能夠做到的，就一定要讓市場去做。政府的公營企業，一定要大幅度收縮戰線，收縮到僅僅把持嚴重影響國計民生的幾個產業、幾種資源的核心部位就行了。中央企業不是要按照現在國資委說的合并成40個，而是要減到不大于兩位數，10個以下。地方國有企業更需要減縮，沒必要的地方完全可以全部非國有化。同時，還要堅決取消公有制與非公有制的所有制度歧視。

即是說為了保證“三把殺手锏”能殺到底，殺得干凈利落，需要具備一定的“糧草”。改革是需要成本的。實施上述改革的成本，可以通過發行國債來預付，然后在改革的成果中償還。即在改革過程中，政府必要的財政開支缺口，可以通過舉債來填補，改革成功后，即政府去公司化以后，市場一定會創造出成倍的效率，來償還改革的成本。政府如果能真正去公司化，正大的改革成本全民都愿意承擔。

如果說中國要走市場經濟的道路，那么必須實行徹底的政府去公司化。如果政府不去公司化，仍然帶著顯著的公司色彩，中國是不可能真正走上市場經濟道路的。進一步說，由于政府公司化與現代市場經濟的要求大相徑庭，格格不入，因此政府公司化必定意味著，其所帶來的問題一定比能解決的問題多得多，代價大得多，是中華民族最大的、最不應該的“得不償失”。

中國的今天，最需要的不僅僅是對國家民族的愛，而是熱愛這個國家和民族的智慧和力量！中國的精英們不要再徘徊了。今天的時代，是一個陽光的時代，正是中華民族改革升華的又一個難得的黃金時期。機不可失，失不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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