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提出發展“綠色經濟”的倡議后，中國積極倡導和踐行綠色經濟，正在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綠色經濟發展模式。

圖為近幾年，各地積極發展風電、水電等新能源，以減少傳統的能源使用，大幅減少污染的排放等。資料圖片

圖為面向綠色經濟決策的指標工具框架。資料圖片

建立科學合理的綠色經濟指標體系是評估進展、制定政策和指導實踐的重要手段與前提。中國迫切需要借鑒國際經驗，建立和運用指標工具評估當前的綠色經濟進程，識別存在的主要問題，并制定相應的政策方案以促進國家和地方層面的綠色經濟發展。

近日，環保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與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在京聯合發布綠色經濟指標體系研究項目成果——《面向綠色經濟決策的指標工具及實證研究》（下稱《研究》），推出了國內首個基于UNEP《綠色經濟指標指導手冊》建立規劃起的、符合中國實際的綠色經濟決策指標工具，由23個指標構成了新的中國綠色經濟指標體系。評估結果顯示，在經濟總量不斷增加的同時，中國的經濟增長整體上仍然依靠重化工業拉動，實現經濟綠色化的目標依然任重道遠。

中國亟需建立合理的綠色經濟指標體系

中國迫切需要建立合理科學的綠色經濟指標體系來衡量綠色經濟進展狀態

當前，中國正面臨著發展綠色經濟的重大機遇和挑戰。一方面，中國具有發展綠色經濟的現實需求，正處于積極轉向綠色經濟的進程之中，并取得了積極進展；另一方面，中國經濟邁入了新常態，經濟增長由高速轉為中高速，生態環境承載力達到或接近上限，社會矛盾日益復雜并顯性化，全球環境治理責任和壓力日益增加。

中國的綠色轉型仍處于向上負重爬坡階段，需要解決眾多復雜和累積性問題。

記者采訪的多位業內專家都表達了一個共識，在經濟新常態下，通過透支資源、生態和環境紅利獲得經濟增長的方式已經無法持續，中國需要加快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綠色化，通過發展綠色經濟保持經濟增速、改善環境可持續性、促進社會包容平衡發展。

2001年，國家統計局開展了自然資源核算工作，重點試編“全國自然資源實物表”，包括土地、礦產、森林、水這4種自然資源。

隨后，啟動了“中國森林資源核算及納入綠色GDP研究”和“將環境污染損失核算納入綠色GDP研究”等項目工作。國內一些地方政府也進行了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相關的研究。

1999年，北京大學開展了“可持續發展下的綠色核算”課題研究，并在寧夏進行試點核算。黑龍江、重慶、海南作為國家統計局綠色核算的試點城市，分別對森林、水和工業污染損失展開了核算工作。

伴隨著綠色經濟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化，國內外與綠色經濟相關的指標體系研究和實踐也日趨深入。UNEP、OECD、WWF等國際組織和機構，中國科學院、北京師范大學等國內研究機構都研究提出了以測度綠色經濟為核心內容的指標體系和構建方法。

業內專家對于綠色經濟相關的指標體系研究主要圍繞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綠色發展多指標測度體系和綠色發展綜合指數3條路徑展開。

也有學者將綠色經濟相關指標體系分為側重宏觀經濟的指標、側重生態環境的指標、側重資源能源的指標、側重生活質量的指標，記者通過查閱近幾年的研究成果發現這些指標體系多集中于所衡量內容的某一方面。

《面向綠色經濟決策的指標工具及實證研究》課題負責人、環境保護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俞海博士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目前，國內提出的指標體系各有側重和特色，都能夠從不同角度達到測度綠色經濟進展的目的和效果。在指標體系框架構建和具體指標篩選上，主要采取了專家咨詢、相關性分析等方法。在指標評價測算上，既有通過權重化處理進行綜合指數評價的方法，也有針對具體指標分別評價的方法。然而，這些指標體系也存在一些問題，例如，指標覆蓋面過廣、數量過多或對綠色經濟的內涵考慮不足等。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目前，國內外對于綠色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的研究主要圍繞如何更好地建立反映資源環境與社會經濟狀況的評估指標體系？如何使綠色發展評估指標體系能更有效地綜合到政府決策和管理中？兩個核心問題展開分析。

通過國內外近年來關于綠色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的研究成果，我們可以得出比較一致的結論：各指標體系均是全面捕捉和反映綠色發展，但由于區域和發展進程的差異，國內外研究的重點存在明顯差異。

國外發達國家更多關注資源環境、社會包容和人類福祉。而國內還處于工業化進程階段，更多關注經濟發展，對于社會包容和人類福祉關注較少。當前研究主要集中于國家、區域和城市層面，對于具體行業尤其是工業行業領域的研究相對較少。

然而，要在全球范圍內制定這樣一套完全統一的、既能充分涵蓋綠色經濟內涵，又能充分體現不同國家和地區差異性的綠色經濟指標體系具有很大難度。

為此，UNEP提出，不同國家應根據自身國情探索各具特點的綠色經濟指標體系，并提倡暫時避開對于具體指標的選取，而把重點先放在運用現有指標來指導綠色經濟的政策制定方面。

相應的，UNEP發布了《綠色經濟指標指導手冊》，提出了按照政策決策過程構建指標體系的方法，從而使綠色經濟指標可以更貼近于綠色經濟政策的決策過程，更好地服務于綠色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執行。

這一方法已經在加納、毛里求斯和烏拉圭等國家進行了推廣和試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應該說UNEP的方法不僅僅提供了制定綠色經濟指標體系的新理念和新思路。

俞海認為，綠色經濟指標體系的構建至少應當考慮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要能充分體現綠色經濟的內涵，衡量綠色經濟發展的經濟、社會和環境效益；二是要能為指導綠色經濟發展的政策決策服務，幫助決策者發現綠色經濟發展在不同領域和具體要素上存在的問題；三是不僅要能體現國家和地區特色，還要與國際對接，易于理解和比較；四是結構和指標要簡單明確，有針對性且易于測算。

從學術到政策制定如何打破？

面對中國工業結構的綠色化程度不高，能源消耗、水資源消耗等一系列問題，新的綠色經濟指標體系能否真正落實和落實關鍵是將綠色經濟指標納入到政府官員政績考核體系中

根據UNEP確立的綠色經濟指標體系框架，《面向綠色經濟決策的指標工具及實證研究》篩選出了由172個指標構成的工具箱，并從中精選了23個指標構建起中國的綠色經濟指標體系。

為判斷綠色經濟發展面臨的資源環境形勢，選取了顆粒物（PM2.5）年均濃度、地下水較差和極差水質比例及土壤污染超標率3個指標。

為診斷當前面臨的主要壓力和來源，選取了能源消費總量、用水總量、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及二氧化碳排放總量4個指標；為解析帶來壓力并導致當前形勢的驅動因素，選取了重化工業占工業結構比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單位國內生產總值水耗、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量、人均生態足跡指標。

為針對存在的主要問題和政策目標制定綠色經濟政策，選取了經濟增長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節能環保支出占公共財政支出比例指標；為預測政策實施影響和評估政策實施績效，選取了節能環保產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七大水系好于Ⅲ類水質比例、城市空氣質量達標比例、森林覆蓋率、自然保護區占國土面積比例、綠色就業崗位比例指標。

運用新的綠色經濟指標評價體系，評估結果顯示，在經濟總量不斷增加的同時，中國的經濟增長整體上仍然依靠重化工業拉動。

2005年以來，重化工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保持在70%以上。能源消耗總量從2001年的約15億噸標準煤增加到2013年的約37.5億噸標準煤。相應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從2001年的約36億噸增加到2013年的約100億噸。

與此同時，用水總量從2001年的5567億立方米增加到2013年的6183.4億立方米。評估結果顯示，雖然我國在資源和能源利用效率提高、污染物排放強度下降等方面取得積極進展，但是在資源和能源消耗總量下降、生態環境質量改善、城鄉和區域包容平衡發展等方面的進展依然緩慢。

環保部公布的監測數據顯示，2014年，十大流域劣V類水質斷面仍有63個，地表水、地下水飲用水源地不達標率仍有10.8%、13%。全國土壤總超標率為16.1%，耕地土壤點位超標率為19.4%，生態系統退化嚴重。城市空氣質量達標的城市僅占9.9%。

“經濟保持持續增長，但整體綠色化水平依然不高，特別是中國工業結構的綠色化程度依然不高。”俞海說。

俞海認為，主要是經濟發展的“倚重現象”突出，生產粗放造成資源能源消耗速度超過經濟發展速度。目前，我國的能源消耗總量、水資源消耗總量、二氧化碳排放總量仍然不斷上升，遠未達到峰值和拐點。

目前，我國的環境污染治理投入盡管不小，但仍難以滿足環境保護的需求。國際經驗表明，當污染治理投資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達到1%～1.5%時，才能基本控制環境污染；提高到2%～3%時，才能從根本上改善環境質量。例如，美國1977年的環保投資占國民生產總值比例就已經達到1.5%，2000年這一數字增長至2.6%。

然而，我國的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雖然持續增加，但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僅達到1.5%左右，難以滿足改善環境質量的需求。

如何讓指標體系更具有可操作性？如何讓這些綠色經濟指標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當中體現？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對外經濟研究所國際合作室主任張建平看來，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是這些指標必須具有可操作性，即可測量和可統計。

環保部研究中心副主任原慶丹也表達了相同的看法。目前，綠色經濟評價指標最大的制約是數據的真實性問題。如果數據不真實的話，指標設計的再科學，評價結果也不具有科學性和可操作性。從國內外綠色發展評估過程來看，數據的不完整性是導致評估質量低下的主要原因。

由于歷史原因，當前我國各地區統計指標體系還不夠完整，統計口徑不一致，數據和基礎統計資料不夠完善。在數據的及時性、完整性和公開性等方面與國際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

業內專家建議，需要進一步加強統計基礎工作建設，完善統計指標體系建設，為綠色發展評估提供數據支持。

目前，國際上綠色發展相關研究主要集中于國家和區域層面，而國內研究學者對于結合國內實際情況和針對具體行業的綠色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研究也相對缺乏。在原慶丹看來，僅僅參考“高大上”的國外指標，這些看上去很完美的指標依然無法落到決策者的視野里。

原慶丹舉了這樣一個例子：最近國內某省對所轄的市縣綠色發展程度做出診斷，最后想得到的結論是具體到某一個地方到底哪塊不夠綠？差距在哪里？原因是什么？如何進一步改進完善？

“如果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的話，這樣的評價結果到地方政府的手里就會變成一紙空文，不知道如何下手。作為領導決策首先要知道目前綠色化的差距在哪？要有切實可行的措施縮小差距?！痹瓚c丹說。

與此同時，目前我國的綠色經濟評價大部分停留在宏觀層面，而在實踐層面，更多需要的是微觀層面的政策研究和對策。

比如，如果一個地區的綠色程度不夠高，那么當地的主政者要了解到底短板在哪里？由哪個環節造成？這個環節造成當時誰的貢獻最大？到底是機動車、燃煤還是居民油煙？這才是面向決策的工具。

我國地域遼闊，各省市之前的資源環境和經濟狀況差異也較大。因此，需要進一步加強針對具體行業和具體地區的研究，以有效推動各行業和各地區的綠色轉型。

張建平認為，新的綠色經濟指標體系能否真正落實才是最關鍵的。落實的關鍵是要將綠色經濟指標“納入到政府官員政績考核體系中”。

綠色經濟:世界的選擇

長期以來，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基本上都建立在對化石能源消耗的基礎上，這種經濟模式被一些學者稱為“黑色經濟”或“褐色經濟”。

進入上世紀90年代，全球經濟發展和環境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全球氣候變暖、區域環境污染嚴重、戰略性資源和能源供需矛盾不斷加劇，各國面臨著嚴峻挑戰。

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世界各國愈發認識到“黑色/褐色經濟”發展模式的不可持續性，人們開始重新思考并尋求經濟與環境目標的平衡，轉向探索一種“綠色”的經濟模式。正如世界自然基金會執行項目總監盧倫燕所言，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人類生態足跡已經超出地球生態承載能力，人類社會也進入到了全球生態赤字的狀態。

目前，我們每年需要1.5個地球才能夠滿足人類不斷增長的生活與消費需求。如果人類發展模式不加以改變，那么到2050年我們可能需要兩個地球資源，才能夠滿足人類的生活所需。

2008年底，UNEP提出了發展“綠色經濟”的倡議。與1992年里約熱內盧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正式提出可持續發展概念時類似，發展“綠色經濟”的理念一經提出便迅速得到眾多國家和組織的熱烈響應，逐漸成為主導世界各國政府話語權的發展戰略。

從全球的角度來看，UNEP認為推動綠色經濟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具體手段是使公共和民營資本投向清潔技術、自然資源、人的發展和社會保障體系等領域，用來促進綠色投資。

與此同時，還需要諸如綠色金融、稅收、貿易、產業、消費等一系列政策的配套和支持。因此，各國政府可以根據本國國情，運用規章制度、市場機制，以及宣傳教育等手段來促使全社會投資朝著環保、扶貧和社會公平方面傾斜，發展各具特色的綠色經濟模式。

發達國家和地區紛紛制定綠色發展戰略、政策和行動，加大綠色領域的投資力度，以期實現一個資源節約、綠色低碳、社會包容的可持續未來。

美國通過投資清潔能源研發刺激綠色發展；歐盟提出了20-20-20（即到2020年，溫室氣體減排20%、可再生能源比例達到20%、占全球一次能源消耗的比例降低到20%）的計劃，大力發展綠色產業；韓國也提出了綠色增長的戰略，計劃在其5年（2009~2013）發展計劃中，每年拿出國內生產總值的2%用于綠色投資。

作為世界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發展中國家也表現出了發展綠色經濟的強烈意愿，一些發展中國家如蒙古、莫桑比克、巴巴多斯、柬埔寨、印度尼西亞和南非等也都制定了綠色發展、綠色增長或綠色經濟戰略計劃。

中國的“十二五”規劃首次以“綠色發展”為主題，專篇論述“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增加了綠色發展指標。世界各國和地區也都在依據自身實際情況探索形式多樣、各有側重的綠色經濟發展模式。

可以看出，雖然國際組織、研究機構和學者對綠色經濟的認識和理解存在一些差異，但殊途同歸，這些認識和理解都強調經濟增長、生態環境和社會包容性之間的相互依存問題。因此，國際社會開始探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以彌補對經濟績效衡量扭曲的缺陷。

挪威是最早進行自然資源核算的國家，1981年首次公布“自然資源核算”數據，并于1987年出版“挪威自然資源核算”報告，對1978年~1986年間的能源、魚類、土地利用、森林和礦產資源進行核算，為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奠定了重要基礎。

芬蘭借鑒挪威的核算經驗，建立了包括森林資源、環境保護支出和大氣污染排放在內的自然資源核算框架體系。

1993年，聯合國統計局將資源環境納入國民核算體系，提出環境經濟賬戶（SEEA），為各國建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提供了理論框架。在各國實踐的基礎上，聯合國不斷進行完善，為進一步規范各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提供了可靠的指南和保障。

SEEA體系一經推出就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目前已經成為影響最深、應用最廣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之一。

墨西哥是最早進行SEEA試點工作的發展中國家之一，在聯合國的支持下，建立了墨西哥經濟和生態核算體系，對森林資源、石油、大氣和水污染等進行核算。

隨后，泰國、菲律賓、巴布亞新幾內亞等發展中國家相繼展開核算工作。美國、德國、加拿大、芬蘭、丹麥、韓國等發達國家在SEEA框架的基礎上，也進行了資源環境核算的探索和實踐。

美國根據SEEA架構建立了綜合經濟與環境的衛星賬戶，將資源環境作為生產資本的同時，建立詳細的經濟核算類別標準，以突出經濟活動和資源環境的相互作用關系；加拿大在SEEA框架的基礎上構建了符合其國情的資源環境核算體系。

由于資源環境問題的復雜性，以及當前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相關理論方法的不成熟，許多國家都選擇從某一領域出發進行局部核算，并取得了較好成果。如瑞典的森林資源與環境核算、芬蘭的木材和林產品物質流量核算、德國的廢棄物及其再循環核算、澳大利亞的環保支出核算、菲律賓的魚類、森林、水和礦物資源賬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