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氣候與地緣政治危機愈演愈烈，以歐盟與美國為首的經濟體相繼出臺碳關稅政策，以形成新的貿易保護壁壘，碳關稅通過額外的稅收對進口商品的碳排放加以約束，同時為本國商品提供保護，可以說碳關稅將全球貿易規則帶入了新的紀元。

對于進口到歐美國家的商品來說，其所提供的碳排放數據將直接影響商品的市場競爭力。我國作為商品出口大國，在面臨各經濟體即將要實施的碳關稅時，為出口商品提供準確的全產業鏈碳排放數據，將有助于我國取得當前新國際貿易環境下的話語權。

回顧歐美碳關稅的發展歷程，2021年3月歐洲議會通過有關碳邊境調節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的議案，碳邊境調節機制的稅收征收額度基于歐盟碳市場中碳配額的當期價格，以及與商品相關的碳排放量等其他因素。歐盟預計將在2026年對涉及鋼鐵、鋁、水泥、化肥以及電力五個行業的進口商品征收碳關稅。

但由于歐盟碳市場的行業擴容等因素影響，2022年6月，歐盟對原有的碳邊境調節機制進行修訂，原定于2026年開始實施的碳邊境調節機制被推遲到2027年，與此同時，其覆蓋范圍也在原先五個行業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了所涉及的行業范圍。

因為碳關稅具有其固有的傳導效應，美國為應對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也推出了自己的碳關稅機制。民主黨在2022年提交了碳關稅立法提案，即《清潔競爭法案》（Clean Competition Act）。與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不同的是，《清潔競爭法案》要求對超出美國同類商品碳排放量的部分征收碳關稅，并不針對商品的生產全周期碳排放量。

盡管碳邊境調節機制的實施時間較既定時間延長了一年，《清潔競爭法案》也尚未確定是否要正式立法，但不可否認的是，以綠色生產為基本原則的商品貿易準則正逐步成為未來全球的貿易趨勢。各類碳關稅嚴格的標準對我國外貿商品的出口造成了不小的挑戰，如何正確追蹤商品全產業周期的碳足跡，以及如何計算出商品制造過程中的碳排放，成為了中國各大商品外貿企業所要面臨的重要問題。

從具體內容來看，無論是碳邊境調節機制還是《清潔競爭法案》，它們都對進口商品的碳排放有著極為嚴格規定。碳邊境調節機制要求對無法被核實的商品碳排放數據以歐盟同行業排放水平最高的前10%相關企業數據進行核算，《清潔競爭法案》則強調對超出預設碳排放基準線的部分征收55美元/噸的碳稅，并且在其基礎上每年增長5%。

其實在此之前，我國相關部門就對碳排放的監測工作格外重視。國家發改委曾會同國家統計局、生態環境部聯合印發了《關于加快建立統一規范的碳排放統計核算體系實施方案》，并且強化碳核算與信息披露也被列入《氣候投融資試點工作方案》所要求的八項重點任務當中。但當前，我國的碳排放數據核算技術與歐美國家相比仍存在差距。

首先從技術角度來看，我國的碳排放監測手段急需優化。歐美國家已實現碳排放數據的在線監測，即直接獲取排放源的碳排放數據，此方法所得出的數據也相對精準。而我國當前各地普遍采用核算法，即通過用能量、技術參數等要素對生產過程中的最終碳排放進行計算推導，但這其中容易受到人為因素干擾且數據也缺乏權威性。例如，國際社會對煤炭用能換算的普遍認可值為1噸煤炭產生0.74噸二氧化碳，但在煤炭清潔利用以及無煙煤等技術與品種的印象下，最終的核算結果也將受到影響。

其次從方法角度來看，各行業急需統一核算方法。當前，生態環境部僅出臺了電力行業的核算方法與報告指南，其他行業領域尚無統一的權威標準。我國提出“雙碳”目標后，各行業領域的減排意愿強烈，各企業也在積極部署碳核算相關工作，但這些方法當前并沒有得到相關部門的權威認可。

最后從政策角度看，碳足跡核算核算體系急需進一步健全。除行業外，我國各地市也在碳核算工作上建立了一定基礎，上海、江西、廣東等省市制定了相關的碳核算標準或技術規范，并且各地的碳核算體系還存在差別，如果將其運用到商品的碳足跡核算中，那么將會產生一定的局限性，因為商品雖然可以在全國各地流通，但碳核查體系卻無法通用。盡管我國國內并不存在類似碳關稅的商品保護性政策，但建立健全全國統一的碳核查體系是應對國際碳關稅的基礎。

如果說商品品質與勞動力成本是我國此前奪取全球貿易話語權的有力保障，那么可監測、可報告、可核查的碳排放核算數據將是我國在碳關稅規則中占得先機的重要因素。在建立健全碳排放核算機制的過程中，我國還需尋求廣泛的國際合作，使具有權威性的國際組織對我國的碳核算體系與數據進行認證，如此一來，一方面可以確定統一的碳排放核算標準，另一方面也可以為相關企業提供有說服力的碳排放數據奠定基礎。

盡管碳關稅是否符合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規則在國際社會存在爭議，但我國需未雨綢繆，完善碳排放核算體系，既為應對碳關稅打好基礎，又能更好地將減排進程進一步量化。